1947年秋，钦俊德从上海乘海轮去欧洲。大热炎天海轮航行在赤道上，他写回来热情洋溢的信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表达了像李白出川时那样，想要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的远大抱负。钦俊德面对火一样燃烧着的云霞，站在滚烫的远洋海轮的甲板上，乘风破浪，穿过太平洋，进入印度洋，成群的海鸥展翅翱翔，钦俊德的心潮与海浪一样不断地高涨，他觉得实现自己把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学回来建设祖国的心愿，指日可待了。
    海轮通过苏伊士运河，进入地中海，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登上欧亚大陆。中国是二次大战的战胜国，所以当时意大利的罗马教皇接见了大战后首次去欧洲的中国留学生，并与之握手，设宴招待。受到教皇的款待，使钦俊德感受到祖国的尊严，受到很大鼓舞。
  到达荷兰之后，荷兰人还是第一次接待中国留学生，所以钦俊德很受欢迎，便进入首都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。先跟实验胚胎学家Trampusch博士研究水螅体的生理梯度，后来在J.teucate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虫生理。J.teucate教授是荷兰著名的生物学家，早年受业于俄国巴甫洛夫，对动物神经生物学造诣很高。他原来建议钦俊德研究昆虫的胆碱酯酶，后来在助教DeWilde博士的建议下改为研究马铃薯甲虫与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，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。
    马铃薯甲虫是西方的一种重大农业害虫，当时欧洲国家十分重视，组织了农业、昆虫生物学、植物育种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研究。钦俊德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，有机会参加有关的讨论会，很受启发。
    1948年，钦俊德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昆虫学大会，结识了很多著名的昆虫学家，如Silveafri，Wigglesworfh，Kennedy等，并与DeWilde、Kennedy、Grison、Busnel等专家联名向大会提出研究和防治马铃薯甲虫的国际合作方案。
    钦俊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时，校方为了使他搞好研究工作，特地给他配备了一位女助理。钦俊德一头钻进对马铃薯甲虫的研究之中，便夜以继日地工作，那位女助理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子将来定有出息，便也没日没夜地跟他在马铃薯地里和研究室里转，日子久了，那位女助理便动了真格。
我曾有机会看到这位女助理的照片，一头长长的金发，雍容端庄的模样，既是一位俨然的学者，又是一位美丽的洋小姐。特别是她那双明亮的眼睛，有一股异常的热情。
钦俊德也不能否认，有这样一位助手，对他的研究工作是大有好处的。可是他心里怀念的是远在祖国的愿芳，他不会忘记愿芳在他枕头上绣着的字：KnowYourselt。钦俊德暗想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这是中国人的古话，也是中国人的高风亮节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来。
1949年底，钦俊德完成了“马铃薯甲虫在幼虫期与某些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”的论文，在荷兰的期刊  Tijschrift  Voor  Planten Giekten上发表，受到昆虫学界的重视，并得到国际承认和好评。于是钦俊德在1950年年初，获得理科博士学位。
钦俊德在荷兰完成学业后，又去美国留学，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荣誉研究员，进修昆虫生理学。在那里得到了著名昆虫生理学家A.G.Richrds教授的指导，研究欧洲玉米螟与抗虫甜玉米的生理关系，以及美洲蜚蠊肌肉ATP酶的温度系数。
    钦俊德基础扎实，工作出色，学校和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好，拟聘他留在美国工作，但钦俊德身在海外心怀祖国，强烈的爱国心使他迫切希望早日回国。
    那时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新中国已经成立，旅美的中国科学家都受到极大的鼓舞。正好周恩来总理号召旅外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，钦俊德便四处奔走相告，打算与朋友相约回国。有人说：“你别傻，国内哪有美国的条件好，在国内根本没有发挥你的特长的可能；再说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不明朗。”
    钦俊德厉声回答：“我不傻，才回祖国。”于是他冲破重重阻力，与首批归国的科学家一起横渡太平洋，于1951年2月，回到祖国。